她曾是中国大陆出版社争抢的畅销作家，也一度是与中国最顶尖导演合作的炙手可热的编剧。不过对于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来说，这一切恐怕都已成往事。
记者：现在你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严歌苓：是一个“社会性死亡”吧，反正你要打我的名字，在百度百科上面就没有，就不存在的嘛。
记者：这种“社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严歌苓：应该是从我说了习近平的那句话呀。
2022年2月，旅居柏林的严歌苓与旅美学者周孝正在一期有关人口拐卖的视频对谈中，附和了对方“习近平是人贩子”的说法。尽管事后她表示，自己并不知道那是一场网络直播，但是她不后悔，也不会否认自己说过的话。
严歌苓： 我完全不会否认，这是我说过的话，这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嘛，要敢说就要敢承担后果。
如今，她的作品在中国大陆被查禁，新书无法出版，已经出版的禁止重印，电影项目被叫停，每年损失上千万元的版税。
被中国当局封杀后，严歌苓拉黑了昔日的一些朋友、合作伙伴。
严歌苓：我对中国人，现在这些可以发声的人比较悲观。你看整个作家、知识分子圈子，沉默的这么多，失声的这么多。
当然我不能够谴责他们，我也可以完全谅解他们，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这个土地上，你可以看到对一个人突然之间的这种否定是多么容易。
有一些人我也不愿意连累人家。如果你每次通点短信都是不讲真话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如果讲真话的时候就把人家给连累了……因为我相信我的一些通信是被监视，是有人看的。
在严歌苓看来，今天的中国有很多装睡的人。
严歌苓：很多啊这种人，不胜枚举。如果私下里还清醒，还能跟你讲几句心里话，这种人就很难得了。有的人私下里都不敢讲的，但是我知道他是明白人。
记者：你为什么做不到当那种装睡的人？
严歌苓：我怎么会做得到？我89年跑出来就不要做这种人了。多窝囊啊，做这种人。
跳“土芭蕾”的芳华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五湖四海被挑选出来，进入解放军文工团，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这是华裔作家、编剧严歌苓笔下的小说 《芳华》， 也是她自己的人生写照。
上世纪50年代末，严歌苓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世家。1966年，毛泽东为清除异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她小学一年级的教育。1970年，12岁的她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文工团。在那个天下大乱的年代，当兵是很多人心目中年轻人最好的选择。
严歌苓：我爸爸开始是很希望我当兵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是看不到什么出路的，除了知识青年下农村。我爸爸当时是很希望我摆脱这样一种所有孩子的命运。
严歌苓的父亲严敦勋，笔名萧马，是一位小说家、剧作家。文革期间被划为“反党作家”，工资被冻结，下放安徽劳动。
严歌苓：当时我爸爸其实是带着一个白色的袖章，上面写着“反动作家萧马”带我去考试的。那个时候他还住在“牛棚”里面。他跟管“牛棚”的这些工宣队的关系挺好的，所以他就请假带我去考试。到考场门口，我爸爸就悄悄地把这个白袖章拿掉了，装着像一般人一样就带我进去了。
尽管父亲是“反动作家”，但是能歌善舞的严歌苓还是被选中入伍，成为一名文艺兵。和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的《芳华》中那些毛时代的舞者一样，红色芭蕾舞也在严歌苓的青春烙下深深印记。
严歌苓：那个时代都是样板戏呀，八个样板戏，跳过《白毛女》啊什么的。其实现在看看人家的芭蕾舞，和我们那时候跳的舞差得很远很远的，“土芭蕾”吧。但是能够当一名解放军，对我们那个时代的少年来讲还是非常光荣的。
我是一个很分裂的人
那个时候的孩子都想当兵啊。我们都是被这样的教育大的。那种红色的传统，对解放军啊、红军啊、八路军啊那种崇拜。
所以实际上我是一个很分裂的人。一方面是我爸爸他的一套的非常free thinker（自由思想者）的教育——唐诗啊、宋词啊这种灌输式的，跟外面的这种教育就是很分裂的。
在军队里，严歌苓自由的天性受到压制；家庭出身的阴影也深深笼罩着她。政治审查时，她在家庭出身一栏写上“干部（已被打倒）”。她变得敏感、自卑、沉默寡言。
严歌苓：自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异类吧，有原罪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听人家读白字了，念他们的批判稿也好，表决心的稿子也好，字念白了，或者有什么字不会写，我也不敢说，就是别显得你很能啊，你好像念的书比人家多啊。
我也是装得很老实吧。那个时候挑两桶猪的饲料，根本挑不动的。但是强忍着要挑起来去喂我们那几只猪。特别希望人家看到我是一个希望得到改造的人。
毛主席要死了怎么办？
70年代末，父亲的一句话让严歌苓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质疑曾经笃信的价值。
严歌苓：我说：“爸爸，毛主席要死了，那怎么办呀？”他说：“那不就好了嘛。”
那是在76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爸爸怎么（那么反动）！我听到他讲了这个，我觉得特别吃惊，但是也是耳目一新的那个感觉。我爸爸这么一句话让我突然之间反思。我就想也是啊，怎么日子越过越糟糕？吃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困难？
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不恨毛泽东，但是我们确实是非常恨“四人帮”。“四人帮”怎么会那么猖獗的？那不就是因为有毛泽东嘛！
我爸爸这个人也是很分裂的。他出身于一个大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政治学者严恩椿）早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到大陆去当教授，和胡适、徐志摩都是朋友。 他（祖父）的这种家世和家学肯定是要把我爸爸教育成一个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
可是我爸爸又很讨厌国民党的腐败呀什么的，他从小叛逆，16岁就秘密地参加上海的地下党。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理想，一种乌托邦式的那种理想。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受西方的人文主义影响很深的人，所以他在“解放”以后很快就醒悟了。
他认为他追求的那种理想国是他脑子里臆造的。后来他看见的镇反啊、肃反啊、土改呀……所有的东西都是跟他所理解的理想是相悖的。所以我觉得后来一点一点，他就感到那种幻灭。
我爸爸跟我讲，他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怎样在农村做调研，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他眼泪都流出来了，就写农村的那种饥饿。
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而且我非常喜欢我爸爸，也非常崇拜他，那他讲的话不可能不对我产生作用。我肯定会跟着他一块来质疑的。
英雄主义光环的熄灭
1979年2月，中国和越南两个共产主义爆发战争。导火索是与苏联结盟的越南出兵柬埔寨，推翻了中国的盟友红色高棉政权。中国方面称其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则将其视作一场“反中国扩张主义战争”。
战争爆发后，严歌苓脱下舞鞋，主动要求上前线。
严歌苓：作为一个当兵当了好几年的人，从来没有上过前线，觉得好像这个兵当的都是假的似的。我特别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见识一下真的战争，到第一线去。我想我这个人，勇敢一直是我的一个（品格），就是有点愣吧，就要求去前线。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了解整个的大局嘛。当时的宣传也是越南在不断地侵扰我们的边境啊什么的。我们听到的都是一面之词，根本看不到整个宏观的大局，整盘的那个棋。
当然我也没有办法上前线，他们就把我分到野战医院去了。就像《芳华》里面的那个萧穗子一样到前线的包扎所去采访。我接触的就是这些断胳膊少腿的战士，很年轻很年轻的。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要被送上前线，好像最后一刹那才知道是要上前线。
估计有20万中国军人参加了这场短暂而残酷的边境战争。战争造成确切的伤亡人数中越两国至今各执一词。据西方学者统计，双方各有约三万军人阵亡、三万余人重伤。
严歌苓：我也读过《西线无战事》这本小说。他和一个敌方的士兵在一个战壕里面相遇以后，他当时的那种忏悔。我们为什么要为一些陌生人这样互相残杀 ？我当时也就是有一种感觉。到底为什么呀？这些年轻的士兵要为了根本不认识的一些人去献出他们的肢体和生命。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写作了。我写的第一篇作品叫《十五月儿缺》，写一个越南的女孩子和中国男孩子的恋爱，又被这个战争给分开的故事。当然是非常非常幼稚的，也写了一些诗歌，那些诗歌倒都是歌颂战士的。
1981年严歌苓调到北京，进入解放军铁道兵政治部创作组开始专职写作，陆续出版了三本军旅题材的长篇小说。
严歌苓：那三部小说对文革、对部队的那些经历，实际上对整个的共产主义都在反思和质疑当中。那个时候就对英雄主义的光环彻底就熄灭了。这是一个多少多少个战士的生命来构成英雄主义。值得吗？
80年代，从希望到幻灭
1989年春，严歌苓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合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班上的学生是当时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
严歌苓：那个时候我们一帮年轻的作家，像莫言啊，刘震云啊，余华都是我们同班的同学。整个八零年代是一个非常充满希望的那个感觉。我们误认为这就是一个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始，以后只能会是越来越好。这个作家班开始没多久就进入了学生的抗议。
1989年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猝然离世引发大规模悼念浪潮，并迅速演变为一场席卷全中国的亲民主抗议。
记者：那个时候你上街了吗？
严歌苓：我们学校没有去参加，但是我们经常去广场上去看。我爸爸那么大岁数，开着他的三轮摩托车，到天安门广场上去听学生们的演讲。看到这些学生绝食，我还给他们糖吃。我说别犯傻，哪能还真不吃啊。
我们最大的热点就是觉得中国可能会有希望了。如果政府和学生产生良性的对话的话，这就是最大的一次变革。但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
1989年6月4日凌晨那残酷、血腥的场面至今刻在严歌苓的记忆里。
严歌苓：六四的时候，那天晚上我是住在我的婆婆家，在虎坊桥。凌晨的时候听见有枪响，我就跑到楼底下来了。马路上站了很多人，说怎么回事啊？我就一直顺着儿往和平门走，离天安门就比较近了。
走到大概一半的时候，看到从小街上有平板车上拉着一些伤员。路灯不够亮，就看到那些人身体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颜色。凌晨4、5点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是真枪，是真干了。当时我就悲伤的不得了。这怎么办呀？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呢？
记者：你去医院看过吗？
严歌苓：看过，当时沿着长安街有好几个医院。我记得铁道医院里面有很多尸体，真是像走在一场噩梦里面那个感觉。 悲愤吧，当然。我哭了很多天，为了这个事情。
第二天早上我就跑到六部口去了，六部口的坦克就这样（和人们对峙）。我就看着那些当兵的，非常非常的愤怒，但是也不敢喊。我们有好多这样的年轻人就这样和坦克上那些士兵对视。我觉得非常失望。怎么一下子这个枪口就可以调转过来呢？
当时还有一点点幻想，希望他们搞错了，是不是听到一个什么错误的命令还是怎么样。后来就发现不对，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在说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我们就觉得就没法说了这事儿。
六四镇压后，中国当局很快在全国展开大搜捕。各个学校、机关、工厂也掀起政治清洗的高潮。
严歌苓：我们那个班也停止教课，开始进入学习班和揭发的（阶段）。我听说有人已经开始揭发别人了。我就从此再也不去那个地方。
老作家已经经过这样的时代，成为这样时代的牺牲品好几次了。他们到了这种时候又会去揭发别人，又会去出卖别人。我就觉得大的环境和个体的那种东西形成的这种轮回好像我们是摆脱不了的。如果想摆脱的话，就是离开那里。
出走·流亡·回归
1989年底，严歌苓赴美留学。曾经她以为，那年春夏之交的梦魇会成为中国无法跨越的一道坎儿。
严歌苓：我感觉这个事情这个政府怎么收场呢？嗳，就这么硬收了。我也觉得老百姓难道不对这个事情有所记恨吗呢？也就过去了，好像被遗忘了。中国人的忘性太好了，记性太差了。
严歌苓曾说，作家应该有一种主动性和自觉性，替民族书写一些历史。2006年，她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在中国大陆出版。
严歌苓：第一部回中国去主动出版的是《第九个寡妇》，是写土改的。我写的是一个童养媳把她的公公救下来藏在地窖里。那个时候好几个杂志都给我退稿了，不能发表的。后来它还是出版了，当时一下子还挺轰动的。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她以惊人的速度出版了十余部长篇小说，很多都围绕宏大时代背景下个体命运的跌宕流离。
严歌苓：《小姨多鹤》这样的作品写一个日本人——一个敌人的女儿留在中国，要跟着一个中国的家庭历经所有这些让她不可能被隐藏的运动。
2009年我开始写《陆犯焉识》。一个人被当做政治上的敌人在大西北流放了那么长时间。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尤其是在49年以后的这种遭际整个的大反思。
记者：听说《陆犯焉识》当时也被退稿了。
严歌苓：杂志社退的，但是出版社还是出了。
这些作品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很多被搬上银幕，尽管有些被改得面目全非。但是随着中国言论尺度的收紧，严歌苓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变得越来越艰难。
严歌苓：到《芳华》写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比较紧了，那时候习近平已经掌权好几年了，逐渐这个国家的政治空气变得缺氧。我必须捏著鼻子忍受他们的删改。因为我如果不接受删改就是不要出。不要出的话，我的编辑的辛苦和心血就浪费了。
2020年初，严歌苓觉得她没有办法捏着鼻子再沉默下去了。当时，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肆虐。3月，她在网上发文批评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真相。她也叩问，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健忘？为什么要为加害者隐瞒？
“南京大屠杀，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拼命对自己瞒着，不瞒着就不是正能量。不计较是非，不记仇，似乎也是我们宽厚的民族性格，似乎我们善于宽恕，得理饶人，但我们也成了隐瞒者。”
按下发送键的那个瞬间，她知道自己已经斩断了退路。
我一点也不悲观，我觉得事情坏到一定的程度，走向荒诞就是改善的开始。你想在秦二世说，允许赵高他们指鹿为马的时候，那不就是在变革的前夜了吗？指鹿为马是长不了的。
福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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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貼被麻油叶在2024-07-29 10:50重新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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