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为何充斥烂书？几百万预算建一座图书馆，原来也这么难啊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对爱书之人来说，这是个奇怪的问题，不仅不会有此疑问，反而“天堂就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然而对于在西安政府挂职、需要建设一座区级图书馆的作家杨素秋来说，这是个经常被问起的问题。
领导会问，“图书馆值得这么投入吗？”群众会问，“这有什么用呢?““馆里的书卖不卖？是原价卖还是打折卖？”
本文选自杨素秋的非虚构故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一书，书中记录了她一步步搭建一座图书馆的全过程。
跟随杨素秋的叙述才发现，原来想要建造一座图书馆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需要在有限的预算中操心选址、装修、选书，还要应对从不读书的书商上门推销烂书、一大堆质疑与不解。
不过，当这个“无法盈利的免费场所”于闹市中建成，爱书的灵魂就被它吸引而来，逗留与此，留下他们与书有关的故事。你看，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不就有答案了。
01
“我们要建一座图书馆”
碑林区图书馆馆长姓宁，是我的直系下属，我叫她宁馆或者小宁。
与她交谈，我得知碑林区从前一直没有图书馆。我追问了好几遍才确认这是真的。
这个空无的事实难以和另一个饱满的事实相吻合：碑林区是西安市中心城区，西安是十三朝古都。
让我更加错愕的还在后面。
宁馆给我拿来规划文件，文件显示：我即将接手的这个“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建设项目”要建在地下。
这显然有违常识，对阅读来说，最好的是自然光线。为什么要把图书馆建在地下？
她说，原本不在地下。两年前，区政府开始策划一个大型文化综合体，体育馆、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各一层，其中图书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
可是这个项目一直无法推进，她看着我说：“杨局，你应该知道吧，咱们西安的工地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儿。”
我们这个城市比较特殊，土木建设，一不小心就掘出历史遗迹。
公主坟，王爷墓，在外省必是热门景区，但在西安市，这些墓地可能就在寻常巷陌中，常常晾晒着干豆角和被子，没什么稀奇。
如今也不知道我们规划中的图书馆碰到了什么文物，需要各级考古部门进行文勘，停滞在考古发掘阶段，预计还得两三年才能投入建设。
但是建图书馆这事儿不能再拖，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评定条例规定2020年年底区县级图书馆必须到位。
这是年度考核重要项目，不允许出任何差错，各级领导要担责。
无论如何，碑林区必须寻找一个现成场地做临时过渡期图书馆，必须达到条例要求的最低面积三千平方米，必须立刻上马，限期完成。
要在碑林区找到一片合适的“三千平方米”，并不容易。
碑林区有“两最”：一是西安市面积最小的区县，仅二十三平方公里；二是西安市单位面积GDP最高的区县，商业繁华，旺铺抢手。
图书馆对建筑物承重要求特殊，密集书库的荷载数值是普通建筑的好几倍，土木工程界为此制定专用标准。
我来挂职之前，局里选了一些阳光通透的地方，都不符合承重要求，最后只能选在地下。
一个没有窗户的临时过渡的区县图书馆就这样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和紧迫性，等待我来搭建。
小宁站在我面前，叙述这些来龙去脉。她在四十岁左右走上这个正科岗位，算是缓慢。
别人说“她很老实，就像个老黄牛”。这么多天，她和我打招呼时依然笑得保守，不是过分殷勤的人。
现在她还和别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图书馆装修好，她要搬离这儿，拥有自己独立的地盘。
如果我是她，我一定很激动，各种新规划在脑子里闪烁。我打趣她要荣升“山大王”，她却皱眉，不想当山大王。
她说自己生来就不喜欢拿主意，更愿意让别人替她拿主意。她不想当任何一个科室的主管，过去的许多年里，她习惯别人吩咐什么就做什么，那样不用费太多心，也不会有什么风险。现在她马上就要做独立法人，她怕出错。出了错，那可得她一个人担着。
我有点担心她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她的学历不高，专业也不算对口，平时没有阅读习惯。
我认识的其他图书馆馆长也有专业不对口的情况，这在政府里好像很普遍，让人奇怪。
弟弟帮我分析：图书馆是清水衙门，上级一般会让比较老实的人去管理，不需要出多大成绩，稳重就行。
我并不了解小宁的性格，既然同事们都评价她像“老黄牛”，她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也许可以把这项工作做好。
我们已经向上级申请了五个带编制的岗位，明年春天举行考试，明年年底才能到位。
现在，整个图书馆只有她一个人，光杆司令，没有兵。我主管的四个部门只有她这样孤立无援。我得多帮她一点，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图书馆。
我一直在想象这个图书馆。它还没有存在，它不是一个现成的物体，它是水和土，需要我的手先把它们和成一团陶泥，拉伸，揉搓，捏出形状，雕刻花纹。
我渴望这泥泞而兴奋的事，那么多读书人都梦想做一个图书管理员，而我现在要做的事比这多，我可以为整个图书馆挑书！
我们有一百万元购书经费，这对于一个图书馆来说太少了，但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真是一笔巨款，得好好谋划。
我还没有去过工地。地下室的黑暗应该会让我扫兴，但好在它是完整的，不与任何店面毗邻。一个完整、清洁、宽大的地下室，方方正正等我们入住。就像一件洗干净的旧衣服，依然可以让人接受。
穿过南大街地下通道，就到了森源实业大厦的门口。
临街店面有一家正在装修，颜色是喜庆的红。另一半门面还空着，已经签了护肤品超市和咖啡店。
我们找物业经理拿钥匙，一起走下楼梯。整个地下一层是空的，只开一盏灯也能看见远处。非常糟糕，一件打满补丁的、带着破洞和污渍的衣服。
连地板都不平，附近是瓷砖地，远处又是烂糟糟的水泥地，几道巨大的沟槽昂首戳出来奇怪的插头。
天花板缺了几块，电线散落下来。墙皮颜色不一致，表明这里曾被分割成不同的领地。
他们分区而治，又匆忙撤离。角落里没撕干净的海报、乱画的字迹和油污，隐约暗示出衣服店和餐饮店的轮廓，像是焰火表演结束后一地零乱的爆竹皮。
“小宁，这就是咱们的山寨。”
她瘪着嘴，用鼻子叹了声气。
这三千平方米就是这个样子，现在真的交给我了。我手头的钱并不多，因为是过渡馆，随时就要搬走，装修得太豪华是浪费，财政局只为我们下拨一百八十万装修费用，平均每平方米六百元。
普通居民装修，一平方米通常过千元。
而我们是公共区域，还要做复杂的消防分区。减去消防费用，一平方米只有五百元左右，这个价格简直捉襟见肘，把装修挤压到极限。
我不能奢求美观的设计，只把墙、天花板、地面弄干净，铺平整，估计钱就花完了。
如果我们有很多钱，我希望能建成一个漂亮的图书馆。外形优雅，巨大的玻璃窗，窗外要有树，还得是老树，绿叶轻摇，窗边座位抢手。
现在呢，也没窗子也没钱，我把这些事儿暂时撂开，重点考虑怎么买书。
最近我的办公室比较热闹，各式商人向我递上名片。
商人消息灵通，建设图书馆的公告刚在政府网站发布，他们就来了。
这一家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事，那一家又在敲门。他们在走廊里等着，一个接一个。
除开一百八十万装修经费，我还有一百万买书经费。
第一个商人建议我用一百万元买八万册书，“八万册”正好够我们明年评估的数量底线。
我有些诧异，他怎么把数字细节搞得这么清楚？
他笑了一下，说他的小舅子认识某个领导，他的老同学又是什么什么秘书，他自己昨天刚刚和谁吃了饭。
我学了一个新词——码洋——即书籍封底上的定价乘以册数。
第二个商人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二五折供货，一百万经费保证能买到四百万码洋书籍。
他悄悄说：“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
他说他和官场打太多交道了，而我初来，不懂官场规矩，要应付上级检查，要把面子做得好看，领导才开心。
“领导谁还会一本本翻看书的质量啊？主要是数量。”
他们看起来都比我有经验，懂“规矩”，引导我这个新手按照他们的方案来。
但我感觉这一切都不对劲。第三个商人进门时，我已经做好了对话准备，我要拒绝八万册，拒绝四百万码洋，那种价格不可能是好书。
第三个商人特别擅长堆笑，他说：“您要什么书，我有什么书，都是现成书目，几分钟内配齐数据，不用您费心。”
教辅书的进价只有一折两折，鸡汤言情书两折三折，而精品书籍要五折以上。
我和小宁商量，考虑到书商的适度利润，我们按六折或六点五折计算码洋，才可能买到好书。
数量少一点，保证质量。
为迎接评估，八万册是及格线，但是明年下半年才评估，不着急。
明年开春我们再向财政局申请新年度的购书经费，今年的加上明年的，应该能凑齐八万册。
小宁说自己是门外汉，不懂，买书的事情全听我的。
我们确定方案，一百万元经费，码洋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之间，一共买三万册。
如果复本（重复的书）数量是三，那么就是一万种书。
这个方案进入了我的一封封邮件，我让所有书商按照我的需求，分别发来一万种书目。我来择优筛选，这个事情我喜欢干。
我陆续收到书单：
大量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书名软糯可人，共同特征：书评网站查无此书。
偶有经典作家，恰恰剔除成名作。
偶有经典作品，恰恰绕开优质出版社：《世说新语》——某某日报出版社，《老人与海》——某某旅游出版社。
儿童书籍，完全杜绝国际大奖和畅销绘本，可谓煞费苦心。还有一些单蹦儿书目，第2辑，第5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商人大概没想到我会一行一行地查看，我也没想到，我会看见这样的“报告”“岗位”与“视角”：
《某某县政府廉洁反腐败的公众感知评估报告》
《高速铁路接触网作业车司机岗位》
《价值网企业创业绩效损失机理研究——一种基于非物资资源配置的视角》
我看见了一些“文萃”，一些“风采”：
《某某酒业文萃》
《某某师范学院校报文化副刊选集》
《吟诵的女儿——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吟诵推广志愿者某某某老师》
《某某政协委员履职风采》
也看见了一些“学术”。作为高校教师，我熟悉这样的名字，知道它们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某派评论视野中的打工文学》
《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学语文教育》
《创新驱动下的高校服务育人模式研究——某某学院学生事务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我现在明白这些书单是什么名堂，书店里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以及那些明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籍，全都塞给了我。
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某些图书馆书架被三流书籍占满。
因为图书馆是公益场所，不赚钱，塞些“坏”书进来不影响图书馆“业绩”，反而会增加书商利润，于是，图书馆成为某些书商的库存倾销处。
街头书店则不同，它们要营利，自然会认真筛选商品，为销量操心。书店固然也有滞销书，但绝不会铺天盖地。
我无法想象我一手弄起来的书架摆的全是三流书，走在里面多丧气。图书馆不能只做成政绩工程，为了读者喜爱，我得把好第一关。
我再次写邮件：
您好！
您发来的书目我已全部读过，建议按以下要求修改……近三年出版的新书籍可参考各种网站销售榜单……古典书籍涉及注解、校对和版本，一不小心就谬以千里。古典文学建议多多考虑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外国文学，尤其是作者去世五十年以上的公版书，不用支付版权费用，译者水平差异太大。外国文学建议大量采购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一次，我的邮箱没有收到回信，但我的办公室不断响起敲门声，收件人直接来到我面前。
他们说，以前给政府配货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大家都知道“馆配”就是这样做的，书商提供什么书目图书馆就买什么书，这样比较快。我要的书进价太高，让他们没有利润。
而且他们没有精力按照我的要求去修改书目，太费时间。
我问他们：“平时读书吗？”
“不读，我们是业务员，主要跑业务，哪有时间读书啊？”
他们带着笑脸，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并不喜欢我，怎么就倒霉碰到我这个“不懂规矩”的“临时挂职”干部，为了书目纠缠不休？
我也心烦，为什么没有一个爱读书的书商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一个书商，但凡读一点书，就能理解我的诉求并且做出修改。
我处在被动局面，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和我周旋，我如何才能挑到我要的书？
也许我应该主动出击，寻找合适的供货商。我想起经常买书的网站：中图网，价格合理，书籍质量也还不错。
我拨通“批发业务”电话，接线的是一个中年女人，语速沉稳，温和有礼，不像别的书商那么迫切，也不急于做出允诺。
我提要求，她说：“好的，理解，明白。”她耐心地记下来，并且复述。这个舒服的声音让我多了一份希望。
02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免费借阅’，重点是这四个字，放大这四个字的字号。”我去社区走访了一圈，回来对宁馆这么说。
这几天我深感自己和基层群众脱节。
我原本以为，在这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市中心居民想必和我一样，早就知道图书馆是免费开放的。
实地调查结果却出乎意料，许多老百姓不清楚图书馆是做什么的。我去了五家社区服务中心，遇到的人都没听说附近新开了图书馆。
我说：“欢迎你们来借阅。”
他们问：“馆里的书卖不卖？是原价卖还是打折卖？”
返回馆里，我见一个人在门口徘徊，盯着我们的门头仔细看。
我问他怎么不进来，他担心这里按小时收费。
我说：“公共图书馆都是免费开放。”
他有些疑惑：“为什么会免费？”
群众不了解，说明我们没有宣传到位。
这是我工作失误，总以自己的经验来想象他者。
碑林区有八个街办九十八个社区，我请宁馆印制一百多张海报，话语不要冗长要简练，点明地理位置、开馆时间、藏书种类、联系电话即可，其中“免费借阅”四字一定要大，用这四个字破除民众心理顾虑。
我们将海报分发给各个社区，张贴在醒目位置。过了段时间，馆内客流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入口处屏幕上攀升。
与读者交谈，我了解到他们各自的喜好。
二十多岁的梁小锤喜欢文学和艺术，她说这座图书馆的选书风格有点像诚品书屋，好看的小说扎堆，电影史美术史的书籍质量也高。
三十多岁的媒体人阿九和四十多岁的设计师柏航互不相识，但借走了同一套图书：《知日》。
《知日》是一个系列，每一册集中讲述日本文化中的一个主题，比如猫、犬、茶道、花道、推理、手账、料理、森女、断舍离……书的定价比较贵，他们平时舍不得买。这套书出现在馆里让他们感到意外，图书馆选书也这么新潮。
五十岁的谢永霞偏爱针灸类书籍。
六十岁的王建民专门寻找“非典型”之作，如愿带走汪曾祺1940年代的现代派作品和民国时期林纾翻译的文言文小说。
七十多岁的邓兴玉借的书全是同一类：碑帖。
她对我说：“书法能有这么多种，而且都可好，各种样式把我简直……在这儿站着看，我都不知道弄啥。”她拎着一只帆布购物袋，挑了一大包，去办借书证的时候得知最多只能借四本。她选了又选，拿了两本小篆和两本楷书。
我的学生石腾腾问我：“你知不知道碑林区图书馆最出名的书是什么？”我不知道。她笑：“是《灌篮高手》。”顺手转发给我某点评网站链接，“出处在这里。”我这才关注到网络上的声音，少儿书得到好评最多：“快来啊，这里有好多立体书。”“相不相信，这是一座有全套《灌篮高手》的图书馆！”
批评也不是没有。有人说书太新了，他想找上个世纪出版的老书，找不到。有人说我们这里的书过于专业，名家名作高高在上，让人不敢靠近，他希望多一些通俗的励志类成功学和鸡汤类读物。
反过来，也有读者说我们的书不够专业，他们需要医学类中的儿科妇科专业书，法律类中的刑法民法小册子。
宁馆最近来局里报账签字，同事们听说了风声，叫她“富婆”，她连连摆手：“哎呀呀再别胡说，都只看见钱多，没看见花钱地方多，我冤枉死了。”
我馆2021年获拨资金在全局排名第一，五百万元，几倍于其他部门，此消息不仅让楼道里的同事啧啧不已，也传遍大院。
这个局那个局都有人不服气，给上级提意见：“图书馆又不给政府创收，还花政府那么多钱？”
宁馆遇到人就得解释，五百万并没有余裕，都是实打实的预算，样样必支：一百多万买书，一百多万房租物业，一百多万外包运营……可是她的解释防不住眼红，拦不住质疑：“图书馆有什么用？值得这样投入吗？”
这样的质疑不仅来自百米内的同侪，也来自更高层。省文旅厅刚刚上任的新领导之前不熟悉图书馆工作，他指出一个实际问题：“周一到周五，有些图书馆人比较少，说明这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作用可能没那么大，功能没那么重要。
那么政府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的资金和人力在这上面？”他希望负责公共文化服务的处长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处长来到我馆，问我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关于这个问题，教科书中答案类似，有三大传统功能：一是保留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二是宣传教育，三是满足和提升群众阅读需求，最大程度实现公益性和平等性……但这样抽象的答案也许难以改变省厅领导的想法，我希望我可以用实例做出证明。
03
“选书永远是最快乐的事情”
我的邮箱陆续收到书目。《童话世界》杂志主编白海瑞精选了最新绘本，出版人方黎明推荐一套民国经典名著重印版：鲁迅《朝花夕拾》、张爱玲《流言》……按照当年问世时的排版原模原样复刻，封面多是茶色，装帧古朴，薄薄的小册子惹人喜欢。
福建师大章文哲老师列出电影学书目；天津大学王博老师专攻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书籍；编剧范胜震主推趣味历史和西方诗歌；媒体人阿九的推介偏重于法律和政治；大专老师潘瑾力荐非虚构作品——梁鸿的梁庄系列和何伟“中国纪实三部曲”；独立编辑孟昆玉偏爱奇幻题材，山白朝子《胚胎奇谭》、梦枕貘《阴阳师》等东方故事是她一贯兴趣所在，新近她又发现了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裂缝》，一个单性繁殖的女性族群抛弃偶然生出的男婴，后来男婴在老鹰帮助下成长为对立的男性族群。
好几个朋友推荐同一套书《那不勒斯四部曲》，方黎明说它写的是少女之间的吸引、嫉妒、竞争、同情，相互羡慕又彼此伤害的过程，二人命运在漫长时代中的对位与纠缠又不仅仅是私人恩怨，“而是一部从女性个体角度来书写的意大利近代史”。席沛瑶的推荐理由更私人化，她在怀孕期间一口气读完四本，眼看着主人公莉拉长大，熟悉莉拉少女时期的情事，目睹莉拉婚后的不幸，感受莉拉做母亲的欢欣，又突然得知莉拉的孩子失踪……
看到这儿时，席沛瑶正好临近生产，膨大的腹部皮肤有时像波浪一样涌动，胎儿在其中伸展，她强烈体会到书中母亲失去爱子的痛楚。
贫民区的莉拉从小勇敢地对抗身边的男性环境，生产的过程也是和自己身体搏斗的过程，最后她爱的孩子丢了，她也走了，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儿。
与这套书相伴的数十天，沛瑶时常想起自己的少女时代，现在自己要当妈妈，角色的转变过程当中，自己丢失了什么，又可能获得什么新的力量？那不勒斯的莉拉，其力量似乎没有上限，沛瑶也想象着自己在未来如何攀越高坎。
我找来这本书看，版权页上写着“第14次印刷”。它被一些人批评为“太像日记，节奏太慢”，但我相信，这也正是另一些人狂热喜爱它的原因。
其叙事速度之匀之耐心，会让读者觉得自己在被陪伴，而不是被牵引。
它对两个心灵之间漫长互动的描述，缓解了读者的孤单。而且，它选择了一个“不那么天才”的女孩的视角，也更让读者亲切，而不是自叹弗如。它的结构像玉米发糕：松，软，家常。
沛瑶推荐的另一本畅销书是萨莉·鲁尼的《正常人》。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同名英剧，并不知道原著。这又是一部和青春成长有关的故事：一对恋人曾像屋檐下躲雨的小鸟一样抵着头互相温暖，后来天各一方。作者萨莉·鲁尼出生于1990年代，出版此书时只有二十七岁，擅长用琐碎对话描写青春的疼痛，既被誉为独具才华的新生代作家，有时也会受到“太絮叨”“太矫情”的批评。《那不勒斯四部曲》和《正常人》的畅销，让我看到了曾被我忽视的庞大群体需求，它们确实应该进入我们的书库。
沛瑶约我喝咖啡，送我一副软陶耳钉。我没有耳洞，把这两朵小花钉在我衣裳上。她和我说起童年的害羞往事。
大概五年级时，她在爸爸书架上挑中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人生中第一次读到与性有关的段落：直子、绿子……那些朦胧的描述让她惊诧。那是五月的初夏，天气升温，她躺在床上悄悄翻动书页，脸红发烫，心脏乱跳，不敢让家人看到。随后，她就一本接一本地读起了村上春树。
在我收到的书目里，“村上春树”是高频词汇。我的学生，设计师王一帆也对村上君寄寓着特别的情感。
他第一次接触村上小说就感到一种奇异魅力，《海边的卡夫卡》中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做的每一步选择，正好就是王一帆内心的选择，这让他亲近又恐惧。
田村卡夫卡背负俄狄浦斯式的诅咒，被预言将来会弑父恋母，于是拼命想要逃离这个预言。在这样的情节中，王一帆慌乱地感到内心的折射，发现自己潜沉的欲望。合上书页时，他似乎看见自我的形状从雾翳中凸显，像雨后的枝叶一般疯长。此时他再环顾同龄人，突然觉得自己成熟，别人幼稚。他和周围的人好像疏离开来，反而和小说中的人是一个时代。
阅读村上是他成长的重要节点，将他一下子揪起来，离开从前的混沌，敲醒内心的孤独。《海边的卡夫卡》之于他的青春期，不亚于喉结与胡须。
三年后，这本书又在他生活里划过一道甜蜜痕迹。高中放学，校门口咖啡馆里坐着一个穿校服的女孩，手中拿着《海边的卡夫卡》。第二天放学，王一帆拿着同样的书去咖啡馆，那女孩也在。他故意没带钱，携着书去女孩身边试探性地问，能不能借一杯咖啡的钱。
女孩看了他书脊一眼，他说：“如果你能借给我两杯的钱，我希望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女孩点点头。
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聊村上春树，话题抵达深处不免对视，心里明白，有些事情要发生了。
村上的书籍出现在中学生书架上，在王一帆的父母看来不合时宜。父母不允许他看任何娱乐性书籍，只为他购买“中小学生必读书目”，强迫他看，他抵触万分，翻开一页就停在那里，根本不动。
甚至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任何书籍封面上出现“学—生—必—读”几个字都会让他感到烦躁。中学时期他偷偷去图书馆或书店看“娱乐书籍”，把腿都蹲麻了，瞒着父母读完村上春树被译成中文的所有小说、游记和散文。有一次，书看到一半被人买走，他很着急。直到有一天他有了自己的淘宝账户，可以用零花钱自由买书，异常幸福。
他说村上不是一流作家，但村上作为一个跳板，把读者引向高处。离开这个跳板，他可能不会信任别人的推荐。村上春树和指挥家对谈的《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是王一帆在古典音乐方面的最初启蒙。
此前他只是按照父母的安排学习钢琴，不太理解音乐，也厌烦曲谱。但这本书使他一下子来了兴致，把书中提到的碟片买来，先听，再看村上对谈的文字。时不时地，文字跟他自己听的感受有一点重合，推着他往前走，他将乐章乐句来回对比，听觉变得更精微。
听说巴赫当年慕名去听管风琴大师演奏，自己穷到身无分文，这样的故事让他动容，他开始追随艺术的至纯理想，也渐渐成了古典音乐迷。我家里的几张CD——古尔德、斯塔克、傅聪，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老师你没有听过这张？那我一定要送你。”他一向乐于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发来的书单也处处细致。这么多邮件里，唯有他专门填写“出版时间”这一栏且精确到月份，也唯有他列出每本书的ISBN号，13位数字。输入阿拉伯数字是件繁琐的事，我本来要自己来做，但他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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